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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晚上8點之后，上海的進口商伊勒公司向廣州的批發商高曼公司發了個電傳，內容是：“我向您報價，20噸危地馬拉香蕉，一級，每噸3000元”。電傳抵達高曼公司時，辦公室里已空無一人。大約11點，一個關系要好的進口商忠告伊勒，接下來的日子里，香蕉價格可能會明顯攀升。于是伊勒又發出一份電傳：“我撤回原報價，新報價是每噸3300元”。第二天上午，高曼同時收悉這兩份電傳。他在回復伊勒的電傳中寫道：“我接受您的報價，供應20噸危地馬拉香蕉，一級，每噸3000元”。伊勒應當以每噸3000元的價格供貨嗎？　 
　　若伊勒和高曼之間就此內容已成立買賣契約，則伊勒自應按每噸3000元交貨。契約通過要約和與之相應的承諾而成立。這一不言自明的原理，合同法第25條更有明文規定。　
　　本案中，高曼愿意接受伊勒每噸香蕉3000元的要約，這一點沒有疑問。問題在于，該承諾是否和伊勒現有的要約相契合？換言之，伊勒第一封電傳中的要約是否因為嗣后的撤回而欠缺，從而使高曼的承諾變得毫無意義？合同法第16條－第18條似乎為這個問題提供了答案：電傳進入收件人特定系統的時間，視為到達時間；要約到達生效；撤回要約的通知應當在要約到達之前或者與要約同時到達受要約人；要約到達之后的撤回通知，應解釋為撤銷通知；撤銷的通知系在高曼作出承諾之前到達高曼公司，因此伊勒的要約失效。　
　　問題沒有這么簡單。不妨設想一下，其他條件都一樣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伊勒在第一份電傳中附帶表示說：“本報價為不可撤銷的”。嗣后他后悔了，又發出了第二封包含撤回的電傳。這時依照合同法第19條，伊勒似乎不可以撤銷，一切便取決于高曼是否接受。事實并非如此。　
　　無論伊勒的要約是否可以撤銷，在本案中都不應該有結果上的不同。通過合理解釋第19條的“不得撤銷”，固然可以達到相同的結果。但卻會因此遮蔽了第16條、17條以及第26條中存在的“隱患”。因為不容忽視的是，按照第17條，只有在事實上存在一個生效的要約時，要約才不可以撤回。而本案中欠缺的恰好是生效的要約。　
　　要約和承諾一樣，均為需要受領的意思表示。法律上將意思表示區分為兩種：需要相對人受領的和不需要相對人受領的意思表示。不要相對人受領的意思表示（例如遺囑）作出（徳Abgabe）即生效，而要相對人受領的意思表示根據合同法第16條和第26條，在到達（徳zugehen）受領人時才生效。按照第17條2句，即使意思表示到達相對人，如果撤回先于意思表示或與之同時到達的，則該意思表示也不生效力。于是問題在于，到達應如何理解。　
　　值得考慮的似乎有兩種觀點：要么人們將“到達”理解為，表示――不管以什么方法――達到（徳langen）于受領人的范圍，例如書信投入受領人的信箱，或者電傳抵達受領人的電傳打字機；要么人們可以將“到達”和受領人的“知悉”同等對待。但這兩種觀點都不正確。倘若到達被等同于受領人的知悉，那么受領人就可能將“到達”玩弄于股掌之間，為了阻止表示生效而不去知悉。例如出租人或承租人就可能對于另一方寄來的解約通知，阻止其生效；為了安全起見，另一方勢必將表示口頭提出。倘若到達被等同于單純的抵達于受領人，那么表意人又可能不管受領人有無知悉的把握，就讓意思表示到達受領人，（例如將信件置于門口踏墊之下）。“到達”這一概念的解釋，應當適合于雙方當時人的利益。　
　　職是之故，人們以為，知悉實不必要，單純的“進入于受領人的勢力范圍”，也不充分。準確地說，當意思表示“如此這般”地進入于受領人的勢力范圍，以至于他在事情的正常進程中可以知悉該表示的，那么意思表示即到達受領人（所謂的“受領說”）。此處所謂“如此這般”（so，derart），包含空間的和時間的成分。意思表示，只有當它達到某地點，在那里受領人的知悉是可期待的，方始到達。這盡管對電傳沒有意義，但對信件卻很重要。此外按正常情形可以期待受領人知悉的時刻，才是意思表示到達的時刻。這在書信的情形和在電傳的情形同樣有意義。因為一方的知悉和另一方的知悉一樣，在商業企業只有正常的營業時間是可以期待的，而在私人之間正常的時間是可以期待的。表示就于此時到達，受領人在不在場，則無關緊要。　
　　這對于本案意味著：伊勒的第一封電傳，并不是隨著其顯現于高曼公司的電傳打字機之時，而是在翌日正常的營業時間開始時才到達。就在這時，伊勒的第二封包含著撤回的電傳也到達了。按照合同法第17條，最初的要約壓根兒就沒能生效。高曼因此也無從對之為承諾。關于每噸香蕉3000元的契約也沒有成立。　
　　在這樣的結果中，引人注目的是，要約在翌日營業時間開始時才算到達，在本案中加重了意思表示受領人的負擔，而上文說明“到達”推遲到可得知悉之時的原因，則在于意思表示受領人的保護。在這里，一種緊張關系――每值法律解釋時（此外在法律制定時也一樣）都會出現的――至為明顯：解釋法律者除了應當盡可能考慮個案的公正判決之外，對于法律的確定性，以及為此要求的法律解釋的統一性，也應當念茲在茲。因此他應當常常以典型事實作為法律解釋的基礎，而且應當認為非典型的事實被包含在規則中了，即使該規則不是直接為它們量身定做的。